5月21日，中国ESG30人“非财务指标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线上直播视频会议在财新云会场举行。会议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PRI中国区负责人罗楠，鼎力公司治理CEO王德全，诺亚正行总经理章嘉玉，浦银安盛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监助理杨岳斌就非财务指标会成为社会及资本市场越来越看重的研究分析上市公司的维度、企业如何更多在非财务指标上有所部署等问题，从学术和市场的角度展开了一场云端“头脑风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认为，企业信息披露方面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披露标准不统一，披露信息不全面。正面的、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披露比较多，负面的、遭受处罚的或者不利于企业形象的信息，企业就不披露或少披露。总体来说，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是很高。在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披露情况参差不齐，差异非常大。所以，首先从上市公司ESG的信息披露入手，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对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做出评价。
诺亚正行总经理章嘉玉认为，数据的收集品质以及正确性或者全面性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这也导致ESG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但是整体而言，只要一个好公司完成了短期目标后要想健康地活下去，ESG就是企业长期战略里面重要的考量因素。
浦银安盛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监助理杨岳斌认为，让ESG在信息披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监管层加大力度。我们看到港交所、深交所都在做持续的系统化的建设。从资本市场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加大社会对ESG的关注度，提升社会认知度，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主动的、被动的、增强的等各种方法论都会采取。
鼎力公司治理CEO王德全认为，E、S、G三个的大小是不一样的，G（governance）是基本面的基本面，是研究人的问题。如果人最终在治理方面，在决策方面，在商业道德、企业文化方面出问题，后续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环境风险，都会出问题。
以下为“论剑”全文：
罗楠（主持人）：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投资者和企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危机引发了对ESG、企业韧性以及企业发展的讨论。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会更有韧性。今天我们会围绕几个主题进行分享和探讨：ESG信息披露，ESG绩效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在中国如何有效推进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和疫情后ESG在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和走向。
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在做ESG评价的时候，财务指标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特别是在S（社会）的评价体系中有很大的财务指标的分量，比如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社会创造价值，企业的利润总量、利润率、支付员工的工资、税收贡献、现金分红率、资本回报率，都是我们考量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依据。很多非财务性的指标也是ESG评价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不是履行了环境责任，雇佣关系处理的好不好，对员工的安全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司战略管理方面和董事会治理是不是有效，产品服务质量如何，以及是不是存在失信的地方。财务性指标和非财务性指标相辅相成。财务指标要重视，但财务指标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企业是不是履行了环境责任、社会和公司治理责任，需要补充一些非财务指标。
第二点， ESG评价体系，以及上市公司对ESG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确实是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我带领的团队做了几年的ESG评价研究，在评价的过程中发现，注重ESG责任的企业，从长期来看会有良好的可持续的表现。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投资者关注ESG有利于控制风险。否则，忽略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会影响投资收益，也会给投资人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现在，很多国际投资人已经把ESG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进而衡量企业本身是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的企业。
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衡量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标准体系，从可及性、可用性和可靠性这“三可”的标准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企业信息披露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披露标准不统一，披露信息不全面。正面的、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披露比较多，负面的、遭受处罚的或者不利于企业形象的信息，企业就不披露或少披露。总体来说，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是很高。在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披露情况参差不齐，差异非常大。所以，首先从上市公司ESG的信息披露入手，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对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做出评价。
罗楠：ESG的非财务指标，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在多长时间当中体现出来？
张承惠：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ESG衡量的是一个企业综合经营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表现。比如一个人，身体很好，能力很强，但不能说他短期之内就完全不生病，或者不会遇到意外事故。从总的概率上来说，身体强健的人肯定比身体弱的人生病的次数少，遇到问题反应也快。对企业来说，综合素质比较高的企业，管控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时的应对能力会比较强。所以，时间段应该比较长，具体是几个月？一年两年？很难说清楚，因为市场千变万化，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会发生。
罗楠：对很多企业来说，面临着短期财务回报压力时，如何去平衡短期的收益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张承惠：平衡首先是必要的，不能为了长期目标，就不顾眼前死活，乃至退出市场。但只为了拼命赚取短期利益，而不顾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不行。平衡历来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最好的办法是全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让企业能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共同的标准可以是政府部门引导，也可以是证交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指标，也可以由社会的第三方机构加以评价。
当然，一些投资公司，一些投资的服务性公司包括券商投行，都可以做出类似的研究，然后给企业树立一个标杆。企业再对照这个标杆来权衡，因为E、S、G三者相互之间有可能存在冲突，比如企业要履行环境责任，就要减少排放，加大技术改造，加大新产品的投入，就有可能会影响短期收益。这种平衡，是企业决策层首先要做的事情。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ESG理念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普及程度。因此，很多企业还没有把ESG理念确定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真正纳入到董事会的重要议事日程，没有落到实处，更多企业可能关注的还是短期目标。
所以，ESG理念落到实处，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事情，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营造引导ESG的社会氛围，包括消费者承担起责任，不去购买不够绿色环保的产品。对于那些把ESG理念彻底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企业，未来的机构投资者应该注意发现这样的企业，并且通过实际行动，对这样的上市公司给予支持。
所以，核心还是决策层要有这样的战略思想、战略思维才行。至于具体比例，没有办法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比例。
罗楠：ESG代表了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维度。相对来说，投资者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公司治理议题的重要性。章总，公司治理在推进ESG发展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可以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章嘉玉（诺亚正行总经理）：从我从事ESG20多年的经历来看， ESG意识的提升是一个进化过程，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够逐步对这件事情有了理解，同时将ESG或者是responsible investing（负责任投资）作为信念推行下去。在发展初期，大多数企业都聚焦在如何“活下去”，随着经济发展，很多企业跨过了“活下去”这个门槛，进入“健康”、“可持续”地活下去阶段后，ESG理念才会真正进入企业家的思维。然后，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也才会有这个理念。
非财务指标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两个角度可以思考，一个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只关注财务因素，而不关注其他非财务因素，企业不一定能够健康“活下去”，因为企业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能够创造可持续营收。作为一个投资者，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为客户取得良好的财务回报。
从1970年开始，就有很多论文来解释ESG非财务指标到底对投资决策有没有影响，会不会为企业创造出比较好的营收而成为值得投资的标的。虽然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证明，但是已经有很多数据可以看到，把ESG当做选择投资标的的对象，或者是整合 ESG 因素在投资流程里面，是会创造超额收益的alpha。
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比较难做。原因如同张所长刚刚说明的，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相关研究，但是数据的收集品质以及正确性或者全面性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这也导致ESG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但是整体而言，我相信一个belief，只要一个好公司完成了短期目标后要想健康地活下去，ESG就是企业长期战略里面重要的考量因素。
罗楠：您在国内最早做社会责任基金，针对ESG企业的 ESG表现跟绩效和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杨岳斌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杨岳斌(浦银安盛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监助理)： 2014年我管理了一个绿色基金，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探索如何将价值投资和ESG结合起来。价值投资秉承的理念是，企业的价值是未来的现金流的贴现。如果企业只注重商业价值，只注重现金流的回报，但违背了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和公司治理的要求，现金流就不是长期的，不是可持续的。
现在，我们在浦银安盛基金推广ESG理念，构建一个把ESG和价值投资相结合的体系，制度化系统化地良好运行。我们开发了一只ESG的主动管理产品，目前已经获得了证监会的批文，将会择机发行。
在实操层面，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ESG理念让我们规避了很多风险。比如一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应该处理100吨废水，但我们发现其报表里只有10吨废水排放的一个收据和发票。这就说明企业偷排了废水，没有注重社会责任。对这种公司，我们认为迟早要出问题，对这种企业的股票进行了规避。总之，ESG提升alpha，减少在上市公司踩雷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我们也跟国外的很多同行一起讨论，发现大家的理念虽然一致，但是在方法论上各有各的打法。我们的打法主要是什么？在ESG投资的时候，我们运用了剔除策略exclusion，把赌博、烟草、军火这些争议企业放弃，联合国全球契约里所定的有争议性的企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煤炭相关的企业，都是剔除的。这是negative screening负向筛选的方法，根据数据服务商提供的ESG数据库的打分，对排名靠后的企业做剔除。我们更关注企业的ESG打分向下调整的情况，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告诉我这个企业ESG的打分在往下走，可能有信号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研究来判断，做integration，然后做一定的engagement，做股东倡导。以一个资本市场参与者、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告诉上市公司有哪些地方值得改善，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在ESG方面做得更好，也许我会买得更多、买得更久。所以，我们也热切的希望ESG主动管理基金或者被动管理基金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有实力去投票，才能够更好的倡导ESG。
罗楠：杨总，你刚才讲到了投资者去开展engagement。在中国，你觉得投资者做engagement带来的效果会如何？
杨岳斌：我们作为机构投资者用engagement，我们有股票的投票权，在上市公司作出某些严重违反ESG原则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出声音。当我掌握的筹码越多，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多时，企业就会更加重视我说的话。但企业不听，怎么办？我们只能给企业说，你的这种行为导致你的商业价值受损，我可能只好选择离场，不支持你，用脚投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层积极支持ESG和价值投资相结合的理念，在不同场合也听到了管理层的呼声。
章嘉玉：我稍微补充一下ESG engagement。诺亚控股旗下也有歌斐资产，以另类投资为主，也有很多的投资资金引导去了VC或者PE。我们要做的engagement就是让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去理解这个事情的重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到自己的商业模式里，让国内的很多企业透过资金方的影响来改变过去的经营模式。
二三十年前大家在谈ESG时，能够真正专注在投资上，把资金设立 related的fund或者strategy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机构。但是从2018年年末开始，贝莱德、Franklin Templeton（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Fidelity（富达投资），甚至Vanguard（领航投资）、摩根士丹利，全部都加入了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然后共同发布了全球第一套针对各行业很多重要财务问题的可持续的会计准则。
在国内，随着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全面开放，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像美国很著名的养老金的专业投资人，到中国来做尽职调查，会问企业在ESG上做了什么。所以，让所有的资产管理者，监管部门快速放行有关的基金，这些都会对改变市场上对ESG的关注，加速意识的提升。
罗楠：最近报出了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王德全总，你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可否分享一下从ESG的视角来看，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给投资者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投资者是否可以规避这样的事件？
王德全（鼎力公司治理CEO）：财务舞弊绝对是ESG所关注的问题，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从经合组织OECD的一些治理原则，到MSCI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论，在谈到公司治理的时候，绝对不光是董监高，也涉及到商业道德、审计内控等等这些反舞弊造假的治理指标。MSCI也一直强调，E、S、G三个的大小是不一样的，G（governance）是基本面的基本面，是研究人的问题。如果人最终在治理方面，在决策方面，在商业道德、企业文化方面出问题，后续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环境风险，都会出问题。
谈到公司治理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是境外投资者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的水平不够、不透等等。证监会在去年年底今年初推出了一个公司治理的专项行动。期待能够将公司治理水平推上一个台阶。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瑞幸咖啡事件背后折射出的公司治理问题，真正要解决的难题还是董事会的结构。瑞幸注册在开曼，上市在美国。那么，遵循的公司法就是开曼的公司法，遵循的证券法是美国的证券法。投资人要避免投资风险，首先应该是去践行积极股东原则，做更好的stewardship尽职治理。国内的一些基金、资管机构也有一些做法，包括一票否决、negative screening负面清单等等，只要是证监会开出了处罚，投资人就会从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剔除掉。但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要做到未雨绸缪，鼎力公司推出了鼎力公司治商，从五大维度包括审计合规的维度，给上市公司在治理方面画像、打分。审计合规强调董事会要承担起监督管理责任，通过内控，避免在公司财务报告、资产使用以及滥用关联交易等方面伤害公司的利益。做到这些，我们的团队成员除了CFA、CPA，还有CFE，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国际组织认证的腐败或者舞弊分析师，经过一些模型去推演、计算企业的腐败或者舞弊行为，然后画像。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投资人在企业“丑闻”暴露之前尽早地发现治理方面的风险。
此外，上市公司董事会如何去解决信息不对称？吹哨人是企业发现舞弊造假或者其他违法行为最有效的方式，远远超过企业的内控、外部审计、管理层的尽职调查。港交所在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市公司ESG报告指引，把描述一种防范贪污腐败的措施和举报程序，作为不遵守就解释的一个半强制披露的指标。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反腐败方面设立举报程序。上市公司建立whistleblower制度，可以通过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来运行，由董事会直接负责。这在反财务舞弊和其他合规风险方面，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做法。
罗楠：推进中国的ESG信息披露，前几位嘉宾的发言当中都提到了目前中国ESG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如何有效地去推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疫情之后，ESG投资在中国是会得到加速还是减缓？
张承惠：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提供一个准则，提出明确要求，一开始可以要求半强制性的披露，可以参照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要求不披露者解释清楚不披露的原因，然后逐步过渡到强制性的披露，按照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规范进行披露，不能准确的披露或者披露出现重大失误甚至造假，要给予惩罚。
疫情对ESG的走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在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就业压力比较大，可能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急于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在投资项目审核过程中，可能会忽略了环境，对ESG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正面影响在于，通过这次疫情，民众也好，投资者也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会更加重视。最近几年，国际上也在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种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总之，ESG的发展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行动上可能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会有些差异。
章嘉玉：疫情危机验证了人类对于环境、物种的联动形成的影响，原因可能因为森林砍伐导致气候变迁导致动物迁徙，然后人类和野生动物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我们的生活形式有所改变。从投资角度看，市场产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随着城市陆续解封，刺激计划会全面发挥作用，大家会进一步理解哪一些行业会形成长期发展上的障碍，举例说，考虑到现在资金紧张，电动汽车或再生能源长期下行的趋势会不会被改变，或者是消费者对长途飞行的偏好有可能发生改变，或者是化学燃料行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不容易再复苏。危机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有理由去要求改善社会的支持，提高医疗质量，扩大医疗资源覆盖的范围，加大尾部风险管理的力度，更尊重、听从科学家的一些建议。
这些新的价值体系会被更多人逐步接纳，那么，让ESG的考量变成前瞻性的选择，才可能长期的、可持续的度过难关。
杨岳斌：让ESG在信息披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监管层要加大力度。我们看到港交所、深交所都在做持续的系统化的建设。从资本市场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加大社会对ESG的关注度，提升awareness，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主动的、被动的、增强的等各种方法论都会采取。
关于疫情，我们的理解就是涉及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有无疫情，我们都应该做这件事情，在环境保护方方面面长期坚持做下去。
王德全：ESG披露应该从重大性方面界定清楚，否则企业所披露的内容往往都是给自己贴金，对投资人来说没有任何参考意义，流于形式。
投资风险有系统性和非系统性，传统的财务分析主要是针对非系统性风险，很难判断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但是ESG这种非财务因素可以考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次疫情中，一些优质企业可以迅速适应风险，甚至转危为机，在灾后比其他企业恢复得更快，也有很多企业在应急预案、员工关怀、社区建设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展现了在ESG方面的一些优势，比如保障生产线、跨界转产、保障员工，甚至通过一些援助行动维持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保护自己的供应链，加强客户粘度等等。这些企业在非财务指标方面可圈可点的表现，值得投资人给这些企业以更好的评价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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