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基金负责人
ESG是个热门话题，常被提到的有环境面的节能减碳、社会面的供应链管理，及治理面的会计透明度等。但企业的ESG影响力（ESG impact）如何度量，如何评估，评估结果如何表示? 这些问题虽然引起广泛兴趣，但挑战也高，其中涉及概念的界定、评估的方法和终极目的。
ESG评级（ESG rating）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评级机构基于一套评级框架及评级指标，对企业的ESG表现进行评估，而后再通过一套打分系统转换成ESG计分。ESG评级随着ESG投资而出现，提供投资所需数据。但不少学者认为，ESG评级是一种暂时做法，并非评估的终极目标。其中另又涉及很多问题。比如，ESG评级的对象未必是企业的ESG后果，度量单位分歧，也无法结合财务报表。例如，企业ESG评级若为5分，而有利润3亿元，二者如何结合呢?
特别是，想要评估的终极目标是ESG影响力。影响力着眼于后果，而一般涉及两种ESG后果：运营后果（operating impact），产品与服务的后果（product and service impact）。无论哪一种后果，有果必有因，故影响力评估必先确认某些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必须有证据支持，证据不仅有统计严谨性的差异，还可能出现先前证据被后来证据推翻的情况。
就算ESG影响力相关的所有因果关系都可以确认，但影响力该使用什么度量单位呢?众所周知，当企业的碳排放是以”吨数”来度量，创造的就业岗位是以”人数”来度量，而工产安全性是以员工受伤的”百分比数”来度量时，这些单位无法直接相加，其间关系也难以评估。因此，若能将所有度量都转化为统一的货币单位，应该最为理想。但这涉及货币化（monetarization）相关的估值问题，又形成另一个挑战。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ESG影响力评估的目的，它应该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为旨，忠实反映企业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所有ESG利益相关方所创造的价值。特别是，无论正负，这些价值都未能反映于现有的财务报表，而这个存在长久的问题更凸显了影响力评估的目的。但它同时表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财务会计框架，以纳入企业的ESG影响力价值。那么，这套框架背后的设计原则为何? 发展如何? 接受度如何?
ESG影响力评估及相关会计框架才发展几年，目标虽然恢宏，挑战也更大。本文择要论之。
ESG影响力的因果关系
影响力的评估涉及因果的关联，但这种关联通常不能直接得知。在此，我们真正想评估的是ESG影响力，但从企业的行动到影响力，其间有一连串步骤，包括行动（activity）、投入（input）、产出（output）、后果（outcome），最后才是影响力（impact），如下图所示。
图1： 企业的行动到它所产生的影响力之间有一连串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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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步骤而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差异应该很容易分辨，而产出和后果之间的差异，一般也不难判断。但后果与影响力之间，就比较难有明确的区分标准。重要的是，通常企业披露的或数据商提供的是产出，而非结果或影响力。譬如，当手机制造公司披露”手机生产数量”、汽车制造公司披露”汽车生产数量”时，这明显是产出的量。无论结果或影响力，都应该比这更进一步：使用手机带来的便利性才是”后果”，使用汽车节省的交通时间也是”后果”，而这些便利性及时间节约的增产才是”影响力”。
无论是后果或影响力，都涉及一些因果关系。确立因果关系向来很难，背后原由很多。有时是后果没法得知，有时是后果难以在短期中被观察到，有时是观察到的后果中有干扰因素。此外，用以支持因果关系的证据有严谨度差异，而证据要多强才能用来确认因果关系呢?
以生产药物的公司而言，药物产品与治愈疗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常通过某种比较来证明。下图由严谨度最低的方法依序而上，最低是”没有比较”，在不做任何比较的情况下，仅从正面效果本身来理解干预的效果。较好的是与”基准线”对照，把实验组的结果与类似组的先前结果相比。更好的是”倾向得分比配”，把接受实验者与未接受实验者的情况相比。再上一级的是”随机对照实验”，依随机取样法找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将两组结果进行比较。最好的是”元分析法”，针对多项随机对照实验的结果进行全面性分析。
确认因果关系的困难，也发生于ESG影响力的认定上。有时是企业产品的后果未能在短期中被观察到，以致因果关系被忽略了。譬如，新研发的药物就多次发生这种情况，硅胶气胸填充物的致癌后果就是知名案例。有时与支持因果关系证据的前后不一致有关，微额贷款是另一个知名案例。早年严谨度较低的一些研究肯定微额贷款的扶贫影响力，但后来RCT研究却发现其影响力无足轻重，从而否定了先前被认定的因果关系。
图2：因果证据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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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认定因果关系有多难，这种认定是影响力评估的先决条件。但ESG影响力相关之因果关系的确认必须仰赖各领域的研究发现，特别是社会科学下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当把这些领域下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汇整为数据库后，就能形成ESG影响力评估的依据。
这种数据库过去不存在，但近年欧美有实践者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建立了ESG因果数据库。在持续优化下，未来这种数据库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SG影响力的货币化
影响力因果关系建立后，下一步是对影响力赋予一个货币价值。货币化是为了统一ESG的度量单位，最后目标在于与企业（以货币计算）的财务信息合并，以理解企业的整体表现。
特别是，无论是企业在年报或可持续报告中所披露的ESG信息，或是数据商加工后的ESG信息，它们通常以不同的度量单位形成。这类难以共量的困难，前面已经述及。
货币化可将原本异质的度量单位转换为人人能理解的货币值，然后加总，以得出ESG影响力总值。当影响力单位相同时，一家企业可对不同来源的影响力进行比较，以优化资源配置，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同时，也更容易进行企业之间的ESG影响力比较。
不过，如同影响力的因果判断，其货币化也须借助另一些来源，包括行业数据、学者研究、政府统计等。当共识基础存在时，货币化会比较容易进行，而企业碳排放量的货币化即属此类，其社会成本可以通过碳税或碳定价来计算。但当要把一些原本属于定性的概念货币化时，难度就相对增高，而产品质量的货币化就属此类。当然，有些影响力的货币化向来就充满争议，譬如酒驾肇事致人于死，此时即涉及评估人命这类无形资产的难题。
近年来，实践者在ESG影响力的货币化上颇有进展，开发了一些计量工具，以辅助投资决策。Bridgspan推出的投资的影响力倍数（impact multiplier of money， IMM），即为其一。
IMM旨在计算每一元投资所带来ESG影响力价值，其中涉及产出的估算、影响力的估算、影响力的货币化、影响力实现概率的估算等步骤，流程依图1进行。通过这些步骤后，假设得出的IMM数值为8，表示每一元投资能带来相当于8元的ESG影响力。
对于同时追求财务回报与ESG影响力的双底线投资者，IMM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投资决策工具。财务回报方面，投资者计算投资项目的IRR（内部收益率）。在ESG影响力方面，投资者计算IMM，然后与心中的底线值相比，只有在计算值大于底线值时才会投资。当然，双底线投资者有时会因IRR与IMM的结果相抵触，而须在财务回报和ESG影响力之间做抉择。这是个重要议题，但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ESG影响力的定位
ESG影响力评估反映的，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改变。传统看法认为企业运营目的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这看法从上世纪初开始，延续到20世纪80、90年代。在这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的财务会计框架，自然以股东为中心的立场来看企业创造的价值，譬如企业损益账上的净利。
但股东价值只代表企业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而非所有价值，特别是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所产生之ESG影响力的价值。针对先前传统利润表在这方面的不足，会计界及非营利组织先后发展出几套ESG披露框架，如GRI（全球可持续报告倡议组织）、CDP（碳披露专项）、SASB（可持续会计准则理事会）等，由企业依其另外编制一套独立的ESG报告。
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框架披露ESG信息，它们都不能与企业的财务信息结合，故而造成影响力数据与财务数据互不相干。收集ESG数据原是为了理解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方创造的价值，但当两套数据不相干时，企业如何知道它对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力，究竟是正或是负?它如何进行战略性资源调配，以增加整体影响力?
影响力加权会计
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呈现在同一报表上，虽是理想，但实践上必须克服很多困难，除上述的因果关系、货币化问题外，更难的是会计框架的建立。框架设计必须基于一套合理的会计原则，以决定影响力来源的范围、利益相关方的范围、度量的针对性、货币化及价值的范围等，最后才能展开具体应用。
事实上，这套会计框架正在孵化并试点中。它由全球影响力督导小组及影响力度量专项启动，美国哈佛大学的影响力加权会计（Impact-Weighted Accounts， IWA）推动方案进行孵化。IWA除工作小组外，另有知名的会计、经济及管理学者担任咨询委员，并有实践组织参与。
IWA企图解决上述存在已久的问题：如何把企业的ESG影响力纳入财务报表?而这项努力正反映出，在时代背景和思维模式改变下，会计框架亦须随之相应修改。以股东为中心的传统财务报表，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沿用百年，已明显不符时代需求。特别是，传统报表未能纳入负面ESG影响力，由此形成的不公平亟待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偏颇亦需矫治。IWA的会计框架不仅对ESG影响力提供了可处理的会计方法，更展现重塑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
迄今为止，IWA分别针对企业的运营影响力与产品影响力，开发了评估框架。运营影响力包括用水成本度量、环境影响力的成本度量等，可参考的先例多，也存在相当共识，故IWA的重塑工作也相对容易。但产品影响力涉及产品质量（包括安全性、效能、选择性等抽象概念）的界定及度量，能参考的先例很少，故IWA必须腾空而起，工作艰巨。特别是，产品影响力有行业特殊性，而抽象概念须依行业做出特殊诠释，形成另一个挑战。
至于ESG影响力的会计处理，由于在新的框架中，影响力已转化为货币值，故可经由调整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而加以纳入。简言之，企业的ESG影响力是通过综合损益表（integrated profit & loss， IP&L）的方法，而与财务数据结合。如此，最终出现在企业损益账上的是，企业对股东及所有其他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整体价值。
推出IWA后，工作小组以2018年全球1694家EBITDA为正值的企业为样本，先把企业影响力货币化，再对EBITDA做调整，然后算出企业真正的盈利。结果发现，其中252家（15%）企业在扣掉其环境破坏后，盈利消失殆尽，另有543家（32%）的EBIDTA下降25%，特别是航空、造纸、发电、建筑材料等行业。在知名企业里，汉莎航空和美国航空的全部盈利不足以支付其环境伤害，而英特尔公司则因累积社会资本而创造了大量正面影响力。
Impact Institute等实践者也基于IWA框架，开发了更简易的综合损益表法，利用行业平均数据进行试算，并在企业同意下公开披露结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障企业内部信息的机密性，他方面又可满足社会对于企业披露其整体价值贡献的要求。
展望未来
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统合汇整，以货币单位呈现在同一个报告里，应该是终极目标，而IWA致力于建构这套会计框架的方法学。
在现阶段，相关发展仍面临很多挑战。除因果关系的认定、影响力货币化的基础确立外，还有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像是ESG披露标准的统一。
特别是，过去披露标准由GRI、CDP及SASB等非营利组织分别建立，彼此并不一致，引起不少困惑。在财务信息披露上，已经发展出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普遍标准，但相同高度的标准一直未出现于非财务信息。当然这同时反映，非财务信息在度量上和报告上的困难度都远高于财务信息，如果连如何度量、度量单位都没达成共识，就轻易推出一套标准，则无异缘木求鱼，沙地建塔。
这情况在2020年秋天发生改变，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建议成立可持续准则理事会（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SSB），推动ESG报告标准的统一化。这项宣布对于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整合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该基金具有最关键的监督辖属权。IFRS基金会监督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而该组织是财务报告要求的设定者。当IFRS基金会同时监督SSB时，它最有立场来推动综合报告的理念，并将其落实。
不过，虽然IASB在设定财务报告要求方面累积了丰富经验，但在设定可持续会计准则方面却是新手。所幸IFRS基金会无需平地起高楼，其他组织在过去已累积不少经验。由GRI、CDP或SASB所建立的ESG披露标准，应该是起点。通过IWA建立的会计框架，以系统性方法来处理ESG影响力，并将其纳入财务报表，以理解企业对整体社会创造的价值，才是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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