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敏康，财新智库助理研究员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包括ESG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债券和普惠金融在内的可持续金融工具，在助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潜力？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海内外有哪些实践经验？中国应该怎样促进ESG投资和实践的发展和主流化？
3月11日下午，中国ESG30人论坛两会专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可持续金融支持”，以“财新云会场”方式线上召开。来自政学界、国际组织、投资机构、咨询公司的多位嘉宾，分享了在政策、市场变化趋势下，在稳增长基调上，如何通过深化金融功能、推进ESG投资，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目标。
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功能深化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结合刚刚结束的“两会”，对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金融功能深化做了主旨分析。他认为，稳中求进基础上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当前目标。今年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更好地把握长短兼顾、政府与市场互动和国内外统筹等方面。
屠光绍强调，新经济增长中的动能转化问题十分关键。在新阶段，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促进发展、增加就业的重要方向。新动能发展也将进一步影响资产结构并要求金融服务深化。比如，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创新驱动要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数字经济演化催生数据资产，绿色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新的绿色资产。这一变化也对金融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在稳中求进转化经济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屠光绍表示，ESG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ESG除了传统的风险收益，更多地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是高质量资本和高质量投资的具体体现”。
针对当前市场预期转弱背景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如何坚持ESG投资和实践的问题，屠光绍提出，要在共识之上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企业层面的引导机制和金融市场支持等相关机制。
共同富裕内涵与ESG投资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市场上对“共同富裕”的概念有不少讨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中央和政府部门已经作了充分的解读和澄清，担心共同富裕会不会变成简单意义上均贫富带来的市场恐慌和焦虑越来越少了，应该回到怎样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他认为，共同富裕既然强调“共同”，就应该包括所有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又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个人主义，“需要到达每一个人”。此外，它不仅包含收入目标，还应该包含人类发展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教育、健康水平等，“它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一个理想生活状态的愿景。”
不过，俞建拖表示，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较之发达国家0.3左右的基尼系数有较大差距。而ESG金融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健康卫生事业发展等。
他强调，“ESG事实上是E（Economy）ESG，发展不能被忽略，是内含于ESG的，坚持经济发展、做大蛋糕仍然是关键。”
联合国背景的PRI负责任投资原则高级政策分析师赵晨光认为，共同富裕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高度一致的。SDGs中的许多目标，如消除贫困、优质教育、性别平等、体面工作、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等，都和共同富裕的要求一致。
据赵晨光介绍，目前全球责任投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主流，PRI全球有4826家签署方，其中有92家签署方来自中国大陆。PRI提出责任投资五步框架，供投资者了解投资活动产生的现实世界结果，主动塑造符合SDG要求的积极结果、减少消极结果。PRI正在通过开展能力建设项目等方式，帮助中国签署方衡量投资影响、促进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十四五”期间提出的金融发展目标之一是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推动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这正是ESG投资的发展机会：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中长期资金更加关注投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与碳中和目标相抵触、可能会增加贫富差距和导致社会焦虑的产业或者商业模式，在未来可能会面临强监管要求的风险，不再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ESG投资实践与工具
而上述ESG投资功能落地有赖于投资机构的实践以及一系列有效的ESG投资和管理工具。
作为国内最早推动ESG投资的投资人之一，诺亚控股创始投资人、执行董事章嘉玉表示，“如果我们的国家想要拥有一个更长的经济增长期，就必须跟更高的社会平等程度相关，最重要的是要解锁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潜力。”
她认为，在高质量发展、“双碳”、共同富裕等目标提出和ESG投资理念推广的合力下，许多新投资标的涌现，在减排技术、基础医疗和加强女性就业等诸多方面，已出现不少投资机会和理财产品。但跟国际相比，中国ESG投资比处于相对初级的水平。
她指出，一方面，许多投资者对于短期成本和政策变动过于敏感，而高质量的ESG投资需要长期理念和持续投入；另一方面，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ESG主题理财产品仍然存在“漂绿（greenwashing）”等质疑。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建立良好的ESG投资生态圈，负有信息披露责任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第三方、评级公司、资管行业应强化专业分工，各司其职，提供更多更标准化的投资选择。同时，她也期待，监管部门能够支持行业协会跟国际相关机构协作，建立一套国内比较统一，但是与国际接轨的ESG信息披露整体架构。
章嘉玉同时表示，目前市场对于ESG中的E（环境）关注较多，而对S（社会）则关注较少。随着乡村振兴等政策力度不断加强，ESG投资能给予更多贡献。
在新能源股调整、俄乌冲突等影响下，ESG产品表现似乎受到挑战。投资者应该如何理解和选择？章嘉玉认为，进行ESG投资应持有长期理念。虽然受俄乌冲突影响，传统能源和军工股近来表现较好，但长期看来，ESG投资的整体表现更加稳定和优秀，这已经在国际ESG投资表现上得到验证。
以MSCI的指数编制为例，“从2012年到2021年来看，年化报酬率方面ESG相关的指数是13.4，显著高于它的中国指数。”她认为，ESG投资与国家的重大战略方向一致，这也意味着资金流向更好方向和更好的回报。
彬元资本管理合伙人吴晨也赞同这一判断。根据彬元测算，在其ESG评分体系中表现较为优秀的投资组合收益是同时期沪深300的6倍-7倍。对于投资者来讲，这意味着更广阔的投资机会，也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去改变社会，促进社会进步。
但另一方面，她指出，中国ESG投资发展还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资本单纯逐利的传统思维；大多数中国投资者对于ESG投资的理解停留在静态层面，对于道德和法律法规变化方向的感知不足；缺少公开信息等阻碍等。
她也分享了彬元的应对经验：彬元从企业面临的潜在ESG风险和应对措施两个维度对企业打分，辅以实地调研和通过参与（engagement）提供建议，例如向年轻人才提供股权激励和制定长期减排计划等。
“我们相信ESG投资会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优秀的公司会吸引到更多的资本，他们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在他们的长期价值中得到体现、成为一种示范效应，最后促成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吴晨说。
作为一些QFII资金的管理方，吴晨表示，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海外长期投资者已经逐渐将ESG纳入投资委托流程的硬性指标，并更加愿意雇佣来自新兴市场本土的基金经理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信息披露也提出更高要求。这可为国内ESG投资提供方向参考。
罗盛咨询执行董事邢臻曾任职盖茨基金会，她表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金融方式助力可持续发展，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新的驱动力。比如，盖茨基金会支持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通过引入了金融机构，为政府的未来疫苗采购计划提供金融担保，从而降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鼓励了企业投入相应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这就是金融机构与非盈利组织用创新性金融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此外，目前不少全球大型投资机构已经把ESG投资框架融入到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决策、投后管理中，对被投企业提出ESG改善要求，并且加以监督。
而随着中国ESG投资的深化以及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公司纷纷提出共同富裕、碳中和等行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估企业实际产生的可持续价值和影响。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梁昊表示，目前ESG投资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缺少评估和量化企业的在相关方面投入和产出的手段，“现有的ESG评级机构和企业在披露内容和评分等方面都没有一致标准，缺少可比性。”因此，他所在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正参与研发影响力加权账户（impact weighted account），旨在通过货币化手段制定一套可供评估和量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企业ESG表现的指标。
“企业为农户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学术研究把它化成货币化的知识资本；企业在物流环节运输与包装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现在因为有碳排放交易市场，不同的国家也有碳税，我们也可以根据碳交易的价格或者碳税的价格，把它转换成货币化的自然资本；还比如说企业雇佣残疾人员工，残疾人员工根据国家的法律企业会获得一定的补贴。而且根据一些学术研究，残疾人员工会创造多少的社会效益，这些我们也可以把它转化成货币化的人力资本。”他解释道。
在海外经验方面，梁昊强调了自上而下的监管要求和普及投资者教育的价值。在海外，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和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是推动行业标准化的重要实践者。在传播ESG投资理念方面，新加坡金管局、金融机构和学界一同发力，向企业高管提供ESG投资的教育，这为国内ESG建设提供参考。
ESG必须全面融入投资框架和企业文化
虽然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使用ESG的概念或者宣扬可持续发展，但不少仍然停留在PR层面。这也在罗盛咨询近期的调查中得到印证。
邢臻介绍，罗盛咨询调研了全球11个主要市场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中国企业总体处于比较早期的认知阶段：55%的中国企业高管表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动力是营造品牌，相比之下只有20%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创造价值是主要动因；另一方面，57%的企业高管表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付诸实践，只有30%的员工认同这一说法。
“这说明许多企业仍将ESG其视为形象管理的一部分，而非价值创造的过程。”针对这一问题，邢臻认为，深入融合，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独立于核心业务之外的团队能够完成，需要自上而下的转型，“关键是需要能引领企业往ESG方向提升的领军人物。”这样的企业领导者需要具备系统性思维，着眼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以考虑到社会环境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识到“所有投资最终都会成为ESG投资。”领导人意识的转变有助于企业整体的文化建设和商业模式转型。
同时，管理层在制定ESG战略、确定议题优先级时也需要更多聆听员工意见。“像贝莱德也好，黑石也好，这样大的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也是不断在增加他们人才的能力。”邢臻表示，可以根据“5P”模型，即遵循people（人才）， products（产品）， process（过程）， partnership（合作伙伴）和profit（利润）的框架，为ESG投资提供决策参考。
女性权益与共同富裕
讨论中，很多嘉宾还不约而同谈到提升女性经济参与度、女性的公平待遇，对于共同富裕和经济发展的意义。
吴晨表示，据有关测算，如果女性的经济参与度与男性持平，那么2025年全球GDP会增加2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GDP的32%。新兴市场提升女性经济参与度的效果会更明显。
俞建拖也强调了中国目前在男女间同工同酬、城乡差距方面的问题。“同工同酬这个问题很多人以为解决了，实际上没解决。”俞建拖表示，自己几年前在做一个关于女性企业家和女性企业领导力的研究时，发现的一个数字很触目惊心：“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国家男女之间的工资回报、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实际上在一直在扩大，它不利于我们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章嘉玉表示，ESG资金也能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国际上有许多知名的女性创业支持项目，如高盛的“10000 woman”项目，为1万个妇女创业提供特别的赋能支持。她期待未来国内有更多这方面的项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国内工作的提升。”
章嘉玉所在的诺亚控股和吴晨所在的彬元资本也从自身开始，提升女性高管比重和公司员工的多元性，并利用投资人影响力，在被投公司推动提升女性参与度。
俞建拖指出，企业应该关注女性作为人和公民在劳动力市场应得到的公平待遇。要实现这一点，公共部门需要带头做出表率、改善职场环境。同时，在女性属于直接跟“她”性别相关特殊脆弱的方面，比如哺育孩子等，这些需求要得到特定的满足，“公共政策上面需要有一个缓冲机制，能够帮助家庭、个人还有社会来共同分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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