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到气候投融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文 | 洪睿晨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并在其他多地发现感染案例。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备受国际关注，也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新冠疫情短期上会对中国旅游、餐饮、旅店等消费行业将带来直接和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当年国内旅游总收入下滑11.2% 、不少餐馆旅店倒闭。而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值中国新年消费高峰期，预计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会更加显著，并将影响短期中国出口。显然，新冠疫情出现并造成扩大蔓延之势有各方面原因，值得深层思考。长期来看，这也将大大警示政府和公众应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认知能力。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气候变化加大了传染病传播几率。本文将基于气候变化视角，阐述其如何影响传染病传播，并从气候投融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是传染病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气候变化对人类及其生活环境产生长远和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地影响甚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会带来诸如高温干旱、传染病流行、海平面上升、农作物减产、全球降雨格局改变等影响，危及人类健康。其中，现代科学已经证实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改变病原体、改变疾病传播模式、影响动物和人类自身免疫系统以及影响生态环境等四方面途径，使传染病更易扩散和流行。

（一）气候变化加速病原体繁殖变异，加快疾病传播

病原体问题是疾病传播的核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加速病原体变异、产生新型病原体、改变病原体分布扩散范围、改变病原体宿主等方式，进一步加速病原体的繁殖变异和传播。而病原体每一次的进化和变异都为下一次的爆发埋下伏笔，病菌抗药性的增加还可能导致超级病毒的出现，加大临床诊治的难度。病原体进化包括变异、与其他病原体基因交流等，主要取决于其繁殖的世代数和每一代的繁殖时间，而温度可以直接影响许多病原体的繁殖率。对导致20世纪爆发的4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病毒基因分析可得出，每一次的流感病毒毒株均有禽源性流感病毒提供部分基因片段，通过基因重配后产生新的毒株，躲过人体免疫系统，从而引起全球流感。

（二）气候变化改变传染病传播模式，扩大传播范围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植物和动物地理分布格局发生改变，热带和温带地区扩大，这些地带的肠道、虫媒传染病及寄生虫病也随着传播媒介的迁移而扩散。气候变化使一些原本已被消灭的病原体复苏以及新的病原体逐渐出现。登革热原本已在加勒比地区、巴西、秘鲁等地灭绝，但随着气候变暖在这些地区又卷土重来。而新型病原体的出现，对人类社会来说是致命性的危害，因为在一个新建立的生态系统中，微生物通常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外，气候变暖利于昆虫孳生繁衍，使昆虫提早出蛰，利于病原体在媒介昆虫体内繁殖和发育，同时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也有一定影响，增加了病毒携带体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更加突出的是，气候变化会让某些病原体直接或间接通过变异改变中间宿主或终宿主，形成新的传染病感染人类。例如禽流感和非典型性肺炎原先都只感染禽类和一些兽类，但这些疾病的病原体都已经在人类身上发现并危害感染者健康。

（三）气候变化使动物和人类免疫系统更脆弱，更易感染病毒

一些对动物和人类志愿者的实验证实，大气中的中波紫外线UVB照射可损伤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能力，增加感染病菌的可能性。而到达地面的UVB主要是由臭氧层中的臭氧吸收。相关研究表明，大气中臭氧含量每减少1%，大约会引起具有生物学效应的UVB到达地表增加1.5%-2.0% 。甲烷、氟化物等温室气体可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消耗臭氧，导致大气环境中UVB含量增加，使人类和动物对某些感染性疾病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发病率增加并加重病情，延长患病期。已有医学证明，结核病、艾滋病、麻风病的中度感染病人在UVB引起的免疫抑制情况下可演变为致命感染。

（四）气候变化加剧环境恶化，给传染病诊治带来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背后是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化石燃料消耗和资源过度消耗，其所带来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民生问题同样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致病菌更大可能地繁殖变异，自然界中一些原本存在且不影响人类健康的病毒通过变异造成致病性，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造成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有些地区因为气候变暖而带来降雨格局的变化，出现严重的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居住环境带来恶劣影响。水资源短缺、卫生条件恶化的情况，将人类更大程度地暴露在致病菌面前，并给疾病诊治造成巨大阻碍。洪涝灾害会使得霍乱、痢疾等水媒传染病扩张传播范围，自然灾害带来的难民潮又会给传染病蔓延创造条件。种种现象均表明，气候变化与传染病传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公共卫生问题

（一）全球气候变暖态势日益严重

现代医学已证明传染性传播和气候变化间存在密切联系，而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相反正进一步加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各国均在控制气候变暖态势上做了相应布局，但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而且没有任何达峰的迹象。2010至2019年这十年中，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仅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暂时稳定，而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了55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再创历史新高。按照当前各国基于《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全球气温升幅在本世纪末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2℃，届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体健康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应对气候变化活动资金需求巨大

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因其具有的公共性和全球性，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其中资金支持是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开展的关键。国内外不少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均在提供资金支持气候变化活动，但由于其周期较长、资金需求体量大，现阶段的气候资金仍无法促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国际能源署（IEA） 的相关预测表明， 为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 能源领域在2015—2030 年需投入资金16.5万亿美元。全球绿色发展署（GGGI） 估计2016—2030 年的气候融资缺口为2.5 万亿—4.8万亿美元。中国若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目标，2020-2030年每年的气候资金投入应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气候资金缺乏是全球气候投融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亟需引导和加强气候投融资

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气候投融资活动可发挥强力资金支持作用。气候投融资相关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和引导资金精准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促进低碳和气候适应性行业发展，减少对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注资，优化产业结构。气候投融资工具如气候信贷、气候保险、气候债券、气候基金等，为资金流向可再生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建筑、气候适应性等领域提供载体，从资金端确保气候友好型项目的顺利运行。此外，气候投融资可以通过建立公共与私人资本合作等机制，吸引私人资本投资于气候领域，增加资金的同时提高全社会对项目气候风险的认知，利于私人资本在后续投资中形成对气候项目投资的偏好。

发展气候投融资，应对公共卫生问题

（一）创新气候投融资模式，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吸引更多资金

公共卫生领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部分，受到的资金支持有限；气候变化其他领域的气候效应也会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也亟需资金支持。现阶段气候资金来源主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进行气候投融资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可通过创新气候投融资模式引入更多社会资本。通过创新气候信贷、气候债券、气候基金、气候保险等气候投融资工具，探讨利用这些工具为公共卫生领域募集资金的金融实践，譬如当前一些机构发行的“疫情防控”债券，以及未来可发行健康债券，从而为社会资本进行气候投融资提供载体。此外，鼓励采用混合融资、绿色PPP等公私合作机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风险，保障其项目收益，提升社会资本对气候项目的偏好。

（二）加大气候适应投融资力度，重点支持人群健康领域

目前气候资金多数投入减缓气候变化领域，而适应领域由于其气候效应、经济回报难以界定，得到的资金支持较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提出要提高人群健康领域适应能力来适应气候变化，具体要完善气候变化脆弱地区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健全气候变化相关疾病的防控，特别是相关传染性和突发性疾病流行特点、规律和适应策略及技术研究，加强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媒介传播疾病的监测与防控；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卫生资源投入，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群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也将人体健康列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加强疾病防控体系、健康教育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因此，公共卫生是我国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包含的部分，应加大对这部分的投融资力度，增加适应领域资金，重点支持人群健康领域。

（三）进一步鼓励气候减缓投融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对气候减缓领域的投融资可以缓解气候变暖，遏制环境恶化，减缓病毒变异和传播，从而降低人群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应进一步大力支持资金投入气候减缓领域，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大对气候减缓活动的公共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资金投向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具有良好气候效应的领域，这些领域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获得与使用替代了传统化石燃料的使用，有效地减少能源使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物排放，助力环境治理，提升人类生存质量。

（四）明确气候投融资标准，精准引导资金投向公共卫生领域

我国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现正在制定中，国际上对于气候投融资活动目前也无统一标准。我国应尽快明确气候投融资标准，确保资金精准流向气候投融资相关领域。现行的一些气候债券标准尚未明确包含对公共卫生领域项目支持的细则。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方向之一，其具有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都不可限量，应明确包括在气候投融资标准中。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活动是一个综合性学科，需要全社会、各领域的专业支持，为此应当聚合各专业领域的协同支持，尽快出台气候投融资标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指导：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气候金融研究室及碳金融实验室负责人崔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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