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中国平安集团ESG办公室联合
2020年是全球经济的分水岭。全球范围内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更加凸显了公司除财务表现外,在环境 (Environment)、社会(Social)、治理 (Governance)问题上的综合表现对公司的在危机中的韧性与其长期价值的影响。贝莱德(BlackRock)通过长期数据追踪发现,ESG指标表现优异的企业在诸如新冠疫情的危机中呈现出更强的韧性,ESG投资有助于长期获得超额回报。因此,已逐步走入主流的责任投资趋势在今年将进一步加强,然而对于ESG投资来说,国内ESG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成为了影响其发展的核心障碍。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开始逐步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国内对ESG的认知和接受度势必将快速提升。因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公司需要在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投资者ESG需求倒逼、和自身应对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的多方需求中,加强ESG信息披露并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1、尽管ESG信息披露率一直在提升,但中国公司的ESG信息披露范围和质量仍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市场。
-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发布ESG年度报告。截止至2020年五月底,沪深300范围内发布2019年度ESG报告的公司占比85%,较之于2013年的54%有所提升。但在这85%披露了ESG报告的公司中,只有12%的报告经过了第三方审计。
- 与其他主要股指成分股平均水平相比,沪深300公司在ESG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质量上平均排名最为靠后。与之相较的其他主要股指包括澳大利亚ASX200、香港恒生、日经 225、美国标普500、英国富时100和韩国KOSPI200。值得注意的是,从2015年开始,香港恒生指数的平均披露得分快速攀升。正是在2015年,港交所(HKEX)发布了咨询文件,将“建议披露”更改为“遵从并解释披露”,提高了ESG披露的门槛。此后,许多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开始陆续发布其首份ESG报告。这表明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更好地推动ESG 披露。
-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披露ESG报告,但是指标层面的覆盖率仍低于平均标准水平。例如,万得金融数据库上52%的ESG指标在沪深300范围内披露率低于10%,也就是说沪深300中, 低于10%的公司在ESG报告中披露了这些指标。
2、中国公司在拓展ESG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上面临多个痛点,导致投资者无法参考披露进行投资决策。
A、披露指引多而分散:在大量的指南面前,很多公司并不清楚究竟需要披露哪些ESG信息。仅在沪深300的300家公司里,由多家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学术机构而颁发的ESG披露指南就有九种之多。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还有对标评级机构的要求,导致披露参考标准更加分散多元。ESG评级机构用于评估公司ESG表现的标准有很大差异,公司从这些评级机构所得到的信号也往往差异较大。在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商道融绿、华证指数和富时罗素等四家ESG评级机构中,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33。相比之下,穆迪和标准普尔的信用评级相关性为0.99;这说明不同评级提供商对公司的ESG表现水平评价差别很大。
B、重大性议题判定的难题:因为公司并不了解哪些ESG指标对其股东、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外部评级更为重要,所以他们会选择披露那些难度小而非最重要的指标数据。例如,公司对定性指标和员工组成、财务指标等定量指标的披露率更高。
C、数据统计困难且质量不高:许多公司没有完善的内部数据收集流程可以用于收集详细的ESG数据。跨部门人工收集数据会降低数据质量,延长收集时间。对于收入来源复杂、拥有多个子部门的大公司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挑战性。这就导致公司披露的数据并不能与上市主体范畴保持一致,这样不同公司之间的对比就显得没有意义。尤其在环境数据的披露范围上,某些行业在用电密度和用水密度上,数量级都不尽相同。
D、专业指标处理能力欠缺:公司需要在理解指标要求时得到更多专业支持。例如,“碳排放量”是衡量环境指数的一个关键指标。但是很多公司往往对如何计算碳排放并不了解,特别当需要把碳排放细分到直接排放(Scope 1)、间接排放(Scope 2)和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范畴时。
E、指标背后逻辑理解欠缺:公司不理解很多指标背后的逻辑,导致披露的角度和内容无法满足监管和资本市场关注这些指标本身的动机。例如,港交所要求的供应商区域分布的情况,其实是为了鼓励本地化采购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3、关于改进 ESG 披露的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原因,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对于投资人而言,参考价值几乎不高,需要从披露标准统一化、指标定义专业化、披露范围固定化、统计计算智慧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机构和组织应该围绕以下方向努力:
- 内地监管机构应推出统一的披露指引,并聚焦最重要的指标,辅以强制披露要求。虽然不同的发布机构会在目标和范围上有所差异,但是应该设立一系列具体且强制性的标准。 中国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应该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等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特色,尽快推出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指引。当然,监管与交易所应该鼓励上市公司进行第三方报告鉴证。ESG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有效补充,可以提升中国上市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价值和信赖,整体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水平。
- 上市公司应该采取线上化、智慧化的工具,来收集、监控ESG数据,并通过历史数据和同行对标提升管理水平。ESG披露应是跨部门的自动化流程,而非过于依赖人工收集。公司的ESG表现应受到持续监管,而非年度一次性收集。进一步发展,针对监管要求和不同评级机构ESG披露的不同标准下,系统应自动生成披露内容,降低企业在整理不同机构和组织信息披露回应文件上的人力投入。
- 评级机构应提高自身的评级方法的透明度,并通过人工智能系列能力提升ESG数据处理能力、降低人为评价主观性,并提高ESG评级更新频率。在评价方法论层面,出于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考虑,评级机构可能不会披露全部细节,但是其指标范围和评分框架可以更加透明,评价主体也应该尽量公正,使降低人为判断的主观性。举例来说,明晟(MSCI)对其自身方法论的记录最为详尽,可堪称行业标杆。在数据层面,评级机构应该进一步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图像识别和遥感卫星等技术,扩大ESG底层数据的范围,并挖掘可替代数据以弥补ESG数据披露的不足,例如非企业披露的另类数据,既是提升数据的客观性的需要,也是增加数据填充度的需要。最后,评级机构还应该特别关注对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指标,完善ESG因子测试对中长期公司估值和波动性的影响模型,定期将测试结果反映在ESG评价结果中,以满足投资者更多的期待。这样以来,机构投资者才会对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更有信心,从而鼓励更多的投资人在投资组合构建和管理中应用ESG评级以及相关ESG因子。
- 投资者应该将ESG融入投资战略目标、研究分析、组合管理、风险控制、尽责管理等方面,并开发相应的ESG投资工具,积极发挥股东影响,引导上市公司良性发展。在中国ESG投资仍在初期阶段,但华夏、嘉实、平安、南方、易方达基金等已经开始广泛布局ESG投研以及推出相关金融产品。我们建议机构投资者可以分三个步骤进行ESG投资实践的落地。第一阶段,投资经理可以从更简单的步骤入手,如同时对比几家主流的ESG评级结果进行标的公司的考量因素,进行简单的正向筛选和负向剔除。第二阶段,逐渐深入到对ESG指标的分析与应用,研究不同指标对于决策的影响程度,搭建与公司投资风格一致的自用ESG评价框架。第三阶段,将ESG因子与自己的投资模型相结合,应用在标的估值的模型中;并可逐步开发热门ESG话题的标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在投资研究之外,资产所有者也可以将外部经理对ESG的实践操作作为他们挑选经理人的标准之一。机构投资者可以逐步形成积极股东原则下的沟通督导规则,在股东大会和投资者日、路演以及日常公司拜访的过程中,逐步加入ESG主题的对话和问询,发挥价值投资者的作用,提升标的企业的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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