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投资想象

文 | 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基金负责人

中国于2016年签署《巴黎协定》，成为缔约国之一，随之而来的任务，就是拟订详实的气候政策，及早推动具体工作。国务院去年12月发表了《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揭示了中国长期气候目标: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虽然国内外气候变化专家的研究指出，中国有条件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碳中和目标，但目前中国碳排放总量高居全球之首，衡诸现实，上述目标任务显然极为艰巨。

平心而论，若是欠缺大力度的改革举措，实体经济不会自动进行低碳转型，重点行业不会自动实现净零排放。因此，倘要在2030年、2060年达标，中国必须制订路线图，加速推动电力、交通、建筑和工业的大规模去碳化，实现自身的近零排放，而难以消除的碳排放则由碳汇来吸收。

实现碳中和需要庞大的绿色投资，除了政府会提供一部分绿色引导资金外，其余部分有赖于民间社会资本的支持。民间投资人显然对相关投资颇为热衷，笔者所在的几个微信群里，最近常有人以碳中和为题，谈论其所带来的绿色金融机遇。

然而，分析这些言论后，笔者却发现其中对盈利机遇说的多，对投资挑战说的少，更未言及相关投资机会的认知挑战。特别是，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完善绿色基础建设，其投资金额极为庞大，背后的低碳技术也有待开发。当投资人对实况不尽理解，对心态未及调整时，可能会对投资机会的看法过度乐观，对回报预期也可能有所偏差。

因此，对于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量、投资机会的盈利性以及回报率的预期，投资人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并形成合理的心态，才能以绿色资本来赋能实体经济，完成碳中和大业。

碳中和需要多少投资？

实现气候目标所需要的累计投资金额依目标高低而定，目标愈高，金额自然愈大。亦即，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把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1.5摄氏度内，其累计投资金额一定高于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内。但科学证据指出，当全球温升2摄氏度时，人类和自然系统会发生不可逆转的颠覆性破坏。因此，1.5摄氏度温控目标虽然严格，却是«巴黎协定»的要求。

以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而言，依据经济学家测算，光是从2020年到2030年这十年期间，需要的累计新增投资就高达10万亿美元。如果把时间延长到«巴黎协定»所预设实现气候目标的2050年，需要的累计新增投资可能是10万亿美元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国内方面，有关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许多专家和机构也做了测算，但因预设情境不同，测算数字也不尽相同。譬如，依据«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的估测，至2050年为止，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要的累计新增投资额大概是138万亿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去年GDP总量首度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而上面所说的投资金额竟比去年GDP总量还多出一大截。换言之，就算去年全国的生产总值全部用来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其金额还不足以在预设时间内实现碳中和。

当然，可能有人认为上述的测算数字过高，但事实上其他测算也得出类似结果。譬如，依据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零碳中国•绿色投资»的测算，在碳中和的愿景下，中国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在绿色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大概需要70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从各方测算看，未来30年内，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100万亿元人民币到数百万亿元人民币之间。换言之，气候目标固然可把温升控制在一个限度内，但这绝非白吃的午餐，涉及庞大的成本。实体经济低碳转型所需的绿色投资，是用来驱动各种减排项目:从家庭式节能电器、小型提能效方案，到低成本风电、小型水电，乃至于高成本风电、捕碳封存技术等。值得关注的是，当投资人提供绿色转型资金时，对回报率应该做什么预期？

绿色投资回报预期

有人喜欢把投资绿色项目视为善行，宣称“做好事有好报”（doing well by doing good）。那么，这类投资真能义利并举，既以资金驱动绿色经济转型又可产生市场回报率，还是义利难以兼得，必须为了实现目标而牺牲部分回报率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先了解绿色经济转型背后涉及的碳成本线。针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的任务，各方专家可能也测算了碳成本线，但在此我们藉由极具启发性的荷兰案例来做解析。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所测算的碳成本线，意指该国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时，所需要的成本。该国气候政策以1990年为基准年，拟在2050年达成减排95%的目标。为实现目标，荷兰能源研究中心把可行的低碳技术分成六类，分别由下图中各区块的颜色表示:生物质能&碳捕集/封存（蓝色）、节能（黄色）、降低CO2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紫色）、核能（绿色）、可再生暖气及电力（澄色）和其他（灰色）。各区块代表一种低碳投资，其面积代表该投资所能降低的温室气体量（以每年十亿吨为单位计），其高度代表减排成本（以每吨计）。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有一条粗黑的零成本线（zero-cost line），在这条线左下方区块所表明的，是无需改变现有政策就可盈利的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小型提能效项目、家庭式节能电器项目、低成本风电项目等。另一方面，这条线上方区块所表明的，是净成本大于零的投资项目，亦即其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收益。对这些项目而言，只有当其所降低的碳排量被奖励时，它们才具有竞争性，而相关的奖励政策包括政府直接补贴及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碳定价。特别是，这条线上方最右边灰色区块里的项目，其盈利性需要高碳价奖励的保证和支持，而所涉碳价从每吨220欧元到380欧元不等。

事实上，这条线最左侧下方显示的，是已经盈利的减排案例，如上面所言的小型提能效项目，它们能带给投资人市场回报率。但是，如果荷兰拟在2050年以前实现减排目标，则必须推动零成本线以上的能源项目，譬如使用捕碳封存技术、开发高成本风电项目等，而它们可能盈利不佳，甚至完全无法盈利。

当然，使项目获利的一个方法是把图中的零成本线往上拉，通过补贴、碳定价或法令法规等措施，让蓝、澄、黄、灰等色块内的项目都能盈利，以吸引投资人参与。无庸置疑地，这涉及庞大的补贴，以及对碳排放收取高价。

碳中和下的投资心态部署

企业碳排放是经济学里典型的外部效应，而且是负面外部效应。此时，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失调，企业的运营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它对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补贴和征税是解决外部效应的办法，也形成碳中和目标下的补贴激励和碳定价机制。但是，因为涉及实体经济的承受力，我们不能预期补贴会持续、碳定价能彻底，而在减排成本及效应之间寻求平衡，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

现实世界里存在着多种因素，会阻碍零成本线的上移或持续上移，其中包括经济理由、市场磨擦及诱因分歧等。因此，纵使所有在零成本线以上的项目都能减排、让整体社会受益，但民间投资人却无法从它们中盈利。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项目，依其回报率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自动盈利项目，投资人可以从中获得市场回报率。第二种是原本不能盈利但经由部分补贴可以勉强盈利的项目，投资人可以从中获得低于市场的让步回报率。第三种是不能盈利也不被补贴的项目，此时投资人不仅无法从中盈利，可能还会亏损。

以上分析表明，绿色经济转型下的投资项目，除了需要市场导向的投资人外，还需要让步投资人及使命导向的投资人。后两种投资人都愿意在财务回报率和绿色绩效之间做出抵让，但抵让额度有所不同。特别是，使命导向的投资人有推动绿色目标的强烈动机，故愿意抵让的回报率最多，甚至不惜以牺牲部分本金的方式来推动世界前行。

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形成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可被视为使命导向资金，由政府引导，推动市场化运作。该基金首期规模885亿元，投资重点落在低碳经济转型上，涉及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等。当然，国家引导资金不会仅止于此，未来会有更多陆续登场，但与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百万亿级资金相比，它们堪称杯水车薪，差距悬殊。

此时，民间的公益慈善基金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加入政府引导资金的行列，以投入本金的方式来推动世界前行。至于民间的责任导向资金，譬如影响力投资资金，更应该建立正确的心态，以让步投资人自许，致力于以折抵部分回报率的方式来驱动低碳项目，产生社会效益。

对于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棕色投资人，抵让部分回报来换取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可能非其所愿。但碳中和有赖于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考虑到达成目标所要求的庞大绿色投资，可能未来所有投资人都必须有所让步，才能推动环境使命、达成气候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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