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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气候风险:郑州强降雨和西安退煤电

2021年07月26日 13:46
T中

文 | 郭沛源,商道融绿董事长

上周,郑州强降雨引发全国关注。在西安,政府决定五年内完全退出煤电。两座城,两件事,看似无关,实则都指向气候变化。两件事放在一起分析,可以看到气候风险的双面特征。

一、实体风险:郑州强降雨

人们常说的气候变化,是指因为人类活动将封存在地下的碳元素以气体的形态释放到空气中,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产生温室效应,造成地球表层温度上升,俗称全球变暖。全球变暖会引致严重后果,其中一个便是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郑州此次强降雨,三天之内把一年的雨水都降下来了,很可能就是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一个缩影。

不仅中国河南郑州,远在欧洲的德国也正遭遇洪水侵袭。据德国政府披露的数字,洪水已经造成德国西部约180人死亡、约150人失踪。地球另一侧,北美地区进入极端高温模式,美国西部12个州出现至少71场山火。

这些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所以通常被称为物理风险或实体风险(Physical Risk)。一些行业对气候变化实体风险特别敏感。以郑州强降雨为例,交通运输(包括道路等基础设施和车辆的损毁)、电力通讯、农业、地产(有房子出现开裂)等行业都会遭受明显损失。不仅如此,这些行业的损失还会通过经济链条传递到其他行业,譬如因为人身意外险、车险理赔量会增加,保险公司也会因此赔钱。

穆迪曾做过测算,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那么到2100年全球就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造成69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损失。

二、转型风险:西安退煤电

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自救。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便是近年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把地球温升控制在2度内,并要努力做到1.5度内。

签署《巴黎协定》的各国政府都要承诺为此做出贡献并拟定具体计划,这些计划往往围绕二氧化碳减排、气候适应、促进转型这三方面展开。中国也是如此。2020年9月,中国承诺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2020年12月,中国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高的资产将不可逃脱逐步被淘汰的命运。6月25日,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决定”,提出“十四五”末退出煤电的目标,即2025年前大唐灞桥热电厂、西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等燃煤热电企业全部要关停、搬迁。这个决定一经报道就引发广泛讨论。舆论一方面是感慨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另一方面也担忧是否能找到足够的替代能源。专家推测,西安很可能会以气代煤,天然气没有污染,但仍有碳排放(约为煤电碳排放的50%),算是一种折中的技术方案。

可以预见,全国范围内会有更多的煤电资产加速淘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资产的加速折旧和价值贬损。这对资金融出方(可能是权益投资者,也可能是债权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可能会引发财务损失,产生金融风险。这些风险是由因应气候变化的结构转型引起的,因此也称为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

三、TCFD:气候风险分析框架

郑州强降雨和西安退煤电,两座城两件事看似毫不相关。但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指向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可能引发了此次郑州强降雨事件;为了避免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政府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减少碳排放,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要实现转型,煤电资产会面临加速淘汰,所以有了西安退煤电的决策。一言蔽之,类似西安退煤电的决策,是为了避免未来多次发生类似郑州强降雨的灾害。

这充分说明了气候风险的两面性,既造成实体风险,也造成转型风险。政府和市场都要重视这种双面风险特征,以在通往碳中和的道路中保持平衡和稳健。这对银行、保险和资管等金融机构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广泛持有各类资产,会同时受到双面风险双重夹击,要全面审慎评估。

国际金融领域很早就关注到这一问题。2015年,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起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小组(TCFD)”,对此做了专门研究。2017年,TCFD发布政策建议,提出气候风险的分析框架(如下图)。这个框架把气候风险分为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两方面,实体风险包括急性风险和慢性风险两类,转型风险包括政策法律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四类。目前,TCFD框架已经被广泛认可,来自70多个国家的2000多家机构对TCFD的框架和建议表示公开支持。

中国也积极参与TCFD工作。2015年,中国工商银行派代表担任工作小组成员。2017年,中国和英国成立TCFD试点工作小组(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组织的2021年Green Swan(绿天鹅)会议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与FSB密切合作,鼓励国内银行与机构加入TCFD。

四、信息披露:应对气候风险的关键一步

TCFD框架建议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方面应对气候风险。里面提到的情景分析、目标设定都涉及到定量数据。因此,如何采集、测算碳排放量,就变得十分重要。生产型企业可以根据经营数据参照成熟标准测算,相对容易;金融机构常常要依靠企业披露数据,难度很大。

在这个领域,国内外的政策趋势都是“两手抓”。一手抓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气候信息披露;一手抓金融机构的气候信息披露,借此驱动企业信息披露。今年6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格式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半年报中增设“第五节 环境和社会责任”,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为减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中国人民银行也提出要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研究推广至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未来将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

这项工作已经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包括六省九地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7月14日,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布《2020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成为首个公开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全国性银行重点区域分支机构。这份报告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试行)》要求编制,报告披露了部分投融资活动碳足迹信息,这在国内商业银行中还是首次出现。

当然,在气候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前,金融机构完全依靠企业端披露数据是不现实的,必须要通过其他方法获取碳排放数据。国际上常见的方法是投入产出法,即根据企业的业务模式、资源投入,结合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对企业的碳排放量做估算。最近,商道融绿发布的PANDA碳中和数据平台,也是依据这样的原理,测算A股上市公司的碳排放量。笔者预计,随着银行、资管等金融机构做实碳中和理念,数据需求侧会快速增长,这会刺激数据供给侧的快速增长。有了更多数据,金融机构才能把风控做得更精细,把产品做得更扎实,管理气候风险,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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